《生活十讲》 读书感悟

历史组  朱辉

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生活十讲》这本书，作者蒋勋﹙1947年-﹚是台湾知名画家、诗人与作家。生于古都西安，成长于台湾。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艺术研究所毕业。现任《联合文学》社社长，在艺术论述、散文、诗歌、小说等方面均有建树。其文笔清丽流畅，说理明白无碍，兼具感性与理性之美，有小说、散文、艺术史、美学论述作品数十种，并多次举办画展，深获各界好评。（蒋勋说红楼梦、孤独六讲）

《生活十讲》是一本反思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的哲学小品文集。本书来自于上个世纪90年代，蒋勋在台湾的一家电台主持的一个名叫“文化广场”的广播节目，节目每周一次，每次大约一个小时，谈论一些与文化有关的现象。这个节目做了十年，是当时台湾颇有影响的广播节目。2008年时有人根据当年的电台录音，将节目内容整理为“生活十讲”。 2010年5月1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按照蒋勋自己的话说，“希望当年谈的事件现象”，“在一个崭新的世纪，能够沉淀出一种清明”。

台湾与我们大陆同根同源，一脉相承。同样的社会问题，在大陆似乎存在得更广泛、更深刻。由于大陆改革开放、经济腾飞较晚，伴随着今天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感觉到蒋勋描述和分析的上世纪90年代台湾的一些社会问题和我们今天社会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有高度的相似之处。

书中作者谈到了新价值、新官学、新伦理、新信仰、谈物化、创造力、文学力等十个方面的问题。下面，我就书中关于新价值、新伦理、谈物化这三个方面作者的论述和个人的浅见与大家一起分享。

一、关于新价值。时代变了，人的价值观也在改变。作者认为现在社会一切都在商品化。过去的精神世界似乎没有因为物质匮乏而空虚，反而如今的物资丰富、锦衣玉食，人们却在抱怨自己内心世界空虚无聊，这正是由于人们太醉心于物质的追求，无暇读书、修心，去充实个人精神世界。

当社会的整体价值观是“唯利是图”时，年轻人的价值观也只会有一个字：利。甚至深刻的影响到我们的教育制度和体系，尤其教育卡在一个高考升学制度上，如果没有办法改革这个制度，就没有办法去扭转孩子的观念。学校因此成为“豢huan养考试机器”和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场所，我们用分数评断一个孩子坏，可是忽略了他对人性可能有丰富的理解；我们用分数评断一个孩子好，却不代表他有能力面对责任、情感等种种课题。分数和人格的发展绝对是两回事，知识不完全等于智慧。

基于此，作者提倡“以人为本”的教育，认为教育不是在教书，的的确确是在救人。一个成熟的社会和一种成功的教育体制，应该帮助每一个人找到自己人生定位，帮助每个人满足于他所扮演的角色。

作者认为由于西方的工业革命比我们早，物质文明发展比我们高，所以他们已经过了那个物质欲求的阶段，他们的教育中长期以来重视生命的价值，所以他们自信。潜移默化的让受教育者安分的做自己。他不会觉得赚的钱少就是不好，或是比别人低贱，也不会一窝蜂地模仿别人、复制别人的经验。在巴黎从来不会同时出现四千多家蛋挞店，可是，你会在某一个小角落，闻到一股很特别的香味，是咖啡店主人自己调出来的味道。二十年前，你在那里喝咖啡，二十年后，你还可以在那里喝咖啡，看着店主人慢慢变老，却还是很快乐地在那里调制咖啡，他永远不会说想多开几家分店，普通大众在社会生活中映射着一种“够了”的快乐哲学。

因此，我认为身为大学教授的作者以教育为切入点，提出的新价值便是强调“以人为本”的观念，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这一价值观念在今天固然谈不上新，但反思我们的课程改革和新一轮的高考改革都无不是基于此种观念而进行的构建和调整。我们学校的“双信教育”和即将开展的传统文化课程、生涯规划指导以及基于此的综合评价是多么的符合学生成长的需求和时代发展的需要。

二、关于新伦理。在本书中作者认为台湾基本上是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资本主义强国的加工出口站，本身没有自主性的经济，而是完全被大国操控，欧美日等国把订单丢给台湾，台湾就以其廉价劳力来生产，赚取酬劳，因此变得富有，但却逐步失去了自主性，这种自主性的丧失不仅仅限于经济范畴，甚至包括自身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崩溃。反观我们大陆，在改革开放后某一阶段甚至到现在何尝不是如此？

对历史熟悉的人都知道，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以高远的国际视野，洞察国际政治的本质和发展定律，在1974年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如果说毛主席“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号召人们联合起来反对西方大国政治、军事上的霸权主义，那么，作者在此书中借鉴的“三个世界“理论则侧重唤醒我们不要在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物化的过程中随波逐流。作者警告我们说——一般而言，亚、非、拉地区都是典型的第三世界，以第一世界、第二世界马首是瞻。事实上，第三世界是很不自主的，从物质的不自主到政治、经济的不自主，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的不自主。 我们的民族在近代发展道路上有一个很深的矛盾，就是近代以来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由最初的闭关锁国、盲目自大到遭受西方侵略冲击后试图要与中华民族的文化母体切割，而一旦把母体深厚的文化渊源切断，我们自己将变得很短浅。

在中国，旧有的传统文化和道德伦理是一种约束的力量，个人于家于国都有一种密切共生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腾飞导致物欲膨胀，一切向“钱“看齐，推崇西方”个体价值“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传统文化对个人信仰和社会道德的约束。与此同时，法律规章与公民素养缺失，导致社会乱象重生。我们的社会固然存在各种矛盾，发展不均、贫富差距、阶层固化、种群冲突，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曾经或正在面临的问题，在矛盾冲突中我们对西方的意识形态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谨慎的态度。

回顾历史，毛主席以高超的政治智慧，为世界新秩序的生成和建立提供了新的价值观照和路径选择，为中国外交方略建构了务实而有益的博弈方程式，以伟人的气质和信念，给予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巨大的信心支持，同时，超越时空限定，成为新世纪我国展示大国外交，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思想财富和外交指南！

联系现实， 2012年11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第四个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来源于源远流长的民族记忆和圆融大气的中国智慧，是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是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这是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精神状态的新要求，体现了对我国国情的深刻把握、对民族命运的理性思考、对人民福祉的责任担当，在“中国梦”的语境下，文化自信越发重要。

三、关于物化。书中作者有感于当时台湾快速发展的经济和社会矛盾，提出人不可以物化。意思是说，物质要发展没有错，可是人还是要做主人，不可以为物所役。作者反对物化的呼声，不是希望大家都奉行严格的禁欲主义，放弃所有的物质生活。现代生活中—般大众基本的物质需求是无可厚非的。作者指出经济文明不是不好，不好的是没有构建平衡的力量和信仰。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物质的极大丰富，却导致太多的人丧失了人的属性，为物所役、以身试法、忤逆自然。物质与人文是两个极端，走向极端的任何一边，都可能导致不健康的生活乃至引发社会性、全球性的灾难。

就个体的人而言，物化使人的生活目标发生极大的错位和扭曲，人的多样性需求单面化为“物”的追求，人们神化经济价值而见物不见人，迷恋利益驱动而鄙视精神价值，膨胀世俗欲望而疏远崇高追求，热衷追名逐利而背弃理想信念，人沦为了“没有信仰，只有物欲”、“没有道义，只有名利”、“没有理想，只有利益”、“躲避崇高，贪恋享受”的单面人。

就社会发展而言，整个社会对于价值的判断只有一种标准：有没有商机？如果说物化是一台巨大的绞肉机器，这个机器一旦运作起来了，整个自然环境都会被绞进去，甚至是教育、道德和伦理也都可能被绞得粉碎。当一切都为了追求GDP，就会发生滥砍滥伐、过度开发、生态破坏的恶果。若是整个人类社会放任物质和欲望泛滥发展，忽略了培育人文精神，最后自尝恶果的是全人类。这种恶果并不神秘，它经常以社会乱象、暴力犯罪、血腥掠夺、种族屠杀甚至世界大战的形式出现在历史书籍和新闻媒体报道中。

为避免人被物化、被错误的价值观误导，树立正确的、适应社会发展的新伦理道德、新价值观念，我们就要找到一股能够制衡的力量，就要重视人文精神的培养熏陶，从我们的全人类优秀的人文文化里汲取精华。孔曰仁，孟曰义，墨子曰“兼爱“，康德倡导”人非工具“，这些优秀的哲学家都是出现在生产力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人类“人的属性”遭到物化挑战时出现的伟大思想家。可见，知识分子在人类社会遭遇物化挑战时始终是一股清流，作者在书中也呼吁知识分子应把持自身价值，保持一点点出世的冷静思想，捍卫人类尊严和社会道德。

作为新时代的教育工作者，我们要善于从中华民族的道德体系中寻找人文的智慧。老子说过：“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中国传统文化中浸润的道德修养，非常强调防止欲望的无限膨胀，崇尚节俭。这不仅仅是先贤圣者的超然境界，更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高贵品质和精神内涵，是解决“心为物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锁匙”，帮着我们找到心灵的寄托和人生的出路，所谓出路，不在于逃离现实社会，而在于对自身、家庭和社会的现实有所认知，并在这种认知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理性的选择。

作为我们的政府，应当继续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施政理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而努力。